为千年古道“建档立标” 贵州启动古代国家道路调查专项培训

摸清古道“家底”，从统一标准开始。

10月28日至30日，2026年不可移动文物调查（贵州省古代国家道路调查）专项培训班在贵阳开班。

这既是面向全省文博骨干的业务课，也是为下一步对古道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研究利用打基础：建立统一标准，把境内古道的走向、点位、年代一一记录在案；建立可溯源的遗产资源数据库，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新的载体。

贵州省古代国家道路调查专项培训班

2026年9月，国家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明确“整体保护长城、大运河、蜀道、秦直道、茶马古道等线性遗产和文化线路”。这是我国首次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制定的五年规划。

在方法论上，秦直道、蜀道、茶马古道等线性遗产研究日趋成熟，蜀道更已形成以完整路段为单元、“以线串点、统一标准”的成熟范式，进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。

国家点题，标杆已立，相比之下贵州的“功课”还有所欠缺。

“贵州古道调查存在家底不清、线路零散，遗存认定不规范、史料考证不深的问题。”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车向勤说，此外，贵州南北向与东西向交错的网络尚未系统梳理，跨区域联动研究、价值阐释与活化利用仍在起步，也还未接入国家相关遗产廊道规划体系的问题，“摸清家底、补齐短板，形成完整、可溯源的古道资源数据库，就是这次培训的目的。”

在贵州，一条古道不止一种身份

“有石板路就是古道了吗？”这是基层调查中最常见的困惑。北京大学原考古文博学院院长、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孙华回答是“不够”。

“古道调查不能只从文献考证出发，也不能满足于画地图，以点连线串出主线路，同一路段可能叠着元、明、清乃至近代的痕迹。路线不是一次划定的，而是在调查中不断校正、不断逼近真实的。”孙华要求，调查要经得起田野踏勘、地形研判、碑刻物证与文献互证的共同检验。

孙华在授课中

而这也是为期三天的培训，理论课与田野实操绑在一起的原因。课程围绕古道辨析识别、田野调查实操、资料归档、遗产价值评估四大板块展开，专攻一线人员在线路判定、遗存识别、史料互证上的具体问题。

为什么要为“路”单独建档？因为在贵州，一条古道从来不止一种身份。

贵州地处西南内陆交通枢纽，境内留存官修驿道、通省大道、戍边要道与茶马古道层层叠压，把山川、关隘、渡口、屯堡和村寨，串成一部刻在大地上的交通史。

公元前279年，庄蹻入滇，《史记》记下这场远行，是贵州相关的最早一次大规模交通活动。

汉代，秦始皇开“五尺道”，穿过今贵州毕节威宁一带，是贵州第一条由官方规划修建的道路。

此后两千年，这条路始终跟着国家的脚步走。明代“开一线以通云南”，军队驻地沿官方驿道一个个排布开来。

清代改土归流、经略苗疆，国家力量不再止于大道，而是顺着驿路、塘汛、营汛，一寸寸渗进。古镇、村寨、关隘、桥梁、碑刻，都依路而生、因路而兴。

摸清古道家底，从统一标准开始

“贵州的古道是交通线，是军政管控线、是商贸往来线，也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线。”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、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，国家文物局方案审核专家组成员娄清认为，贵州古道是“多元一体”历史格局最坚实的实物见证，这是给古道“建档立标”要留住的分量。

学员在茶马古道·长坡岭段进行实操

这份分量，在田野实操课里变成了手上功夫。

在沟通川黔的必经之道“茶马古道·长坡岭段”，学员们在老师带领下沿线推进，测一段、记一段、证一段，让脚下的线更有凭据。

在明代“龙场九驿”的咽喉段修文“蜈蚣坡古道”，学员逐段徒步排查、拍照记录、尺寸测量，把文献里的路放到脚下逐尺校正。

学员在修文蜈蚣坡古道进行实操

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3年的杨荣建，是六枝特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。过去调查六枝特区的古代道路，往往只停留在路面、桥梁、关隘等单体建筑上，“路”本身反而模糊了。

“这次学习厘清了标准化流程。”杨荣建告诉记者，古道调查不是翻旧账，而是为一条线路重新标注它的时代价值，“六枝的建制史与滇黔驿道改道密切相关，这条路串起的不只是驿站，还有厅治的起落、边疆的经略。作为基层文保人，我要把这条‘因路设厅’的线摸清、讲活，让古道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。”

测一段、记一段、证一段

接下来，各地将把学到的标准带回辖区，为下一步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研究利用打基础。

“古道调查，贵在真实，重在精准。”贵州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陈顺祥说，古道修缮、标识展示、文化IP打造与连片活化，都建立在真实精准的家底之上，这也将为多彩贵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深度融合，提供一个新的核心载体。

当田野踏勘、碑刻考证与文献史料互证层层咬合，这条群山间的古道网络，有望从零散遗存走向整体叙事，成为贵州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又一重要篇章。

山川存史，古道载文。

记者：应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