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说夜郎丨民国册亨县长李光啟筑碉题跋，彰显文保意识

以文物立足，以史料为盾，

虎视牂牁，鹰瞵万峰，解读历史。

清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鄂尔泰改土归流，次年册亨便选址郎卧（今册阳），动工“建土城，周二里七分”，即一座夯土城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，为一劳永逸，“以石易土”，改建石城。同时为防御需要，城中东、北、中三个较高的位置，各筑一碉堡，每堡可藏兵二十。石城建有城垣一周，开有三门，南门“怀远”，西门“柔远”，北门“绥来”，因东面山脊高耸，无出入道路，故未开东门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册亨城耗时三年建成，时年迎来新任州同宋宾逢（字七峰，湖南长沙宁乡人）。宋宾逢见城只有南、西、北三门，不见东门，感叹“受祥纳气可少哉”，便在东城墙修建门楼，谓之“东閤”，以纳东方祥瑞之气。东閤侧有古井一口，天旱也不干涸，宋宾逢“尝闻救炎旱”，题名“龙井”。

“龙井”石刻拓片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

“龙井”石刻方首，高0.75米，宽0.55米，厚0.1米。竖向阳刻“龙井”二字，笔力苍劲。上款阴刻“癸未秋”，即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秋，下款阴刻“左堂宋修”。因册亨州同属贞丰知州管辖，故这个“左堂”是指五品知州的副职，即宋宾逢大概是六品或七品官员。“龙井”石刻最显著的特点，是执行镌刻的石匠，图省事方便，找了一通现成的石碑进行镌刻，根据铺地文字有“差遣”“查究”等字样，猜测原碑是官府晓喻碑或告示碑。考古学有个词叫“打破关系”，意思是晚期人类活动形成的遗迹对早期人类遗迹的破坏现象，这通“龙井”石刻就搞了个罕见的“打破关系”。“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孟夏月”，册亨代理县长萧强（贵阳人）对龙井进行维修改造，题“富源井”于井壁，石刻高0.6米，宽0.4米，但老百姓仍习惯称“龙井”。

 “富源井”石刻拓片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

“民元二十有六年岁在丁丑（1937年）二月”，抗战爆发前夕，时任册亨县长李光啟（贵阳人，字德章）未雨绸缪，“督工治碉舁材”，为县城防御修筑碉堡，搬运装载材料时，于“前册亨营都司署故墟”，获宋宾逢立于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“东閤刻石”一通。李光啟修筑防御碉堡发现石碑事，其立碑题跋。石碑为方首长方形，高0.46米，宽0.71米，厚0.11米。书写者是其幕僚丁寰光（贵阳人，字晹谷），由安龙著名石匠王仁孝刻石。

李光啟筑碉题跋碑 册亨县文管所藏

跋文中，李光啟“呜呼”感叹：“东閤堙废久矣，故老皆无知者。今从其扦向，可仿佛识之。不有斯刻，往迹何由考焉？”意思是宋宾逢修建的东閤，早已湮没废弃，即便是老一辈的人，也一无所知。李光啟通过“扦向”遗迹方位，考据碑文后，勉强能辨识原始位置。但如果没有宋宾逢这通石刻，历史上的这些遗迹还有什么办法考证呢？跋文还能看出李光啟的文物保护意识，“余懼”担心石碑以后没人管，沦为“柱下石也”，被不识货的人拿去作建筑基础，“因移诸观音岩，凿壁纳之。”即在观音岩凿了一个石龛，把石碑镶嵌保护起来。另外，跋文中李光啟追根溯源：“今城中水井湾龙井，亦宋君七峰所修云。”这个记录便与“龙井”石刻能够相互佐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