铸黔为轴 西南腹地六百年（下）

编前 

近日，动静贵州陆续推出《屯堡▪家国六百年》一书中精彩章节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。

铸黔为轴

西南腹地六百年（下）

撰文／萧春雷

建省

现在的贵阳当年是水东土司的地盘，唐代称“矩州”，宋代史籍中始见“贵州”的记载。元人开通了东西向的湘黔滇道，又开通了南北向的川黔桂道，二者在这里交叉，于是建了一座土城，称“顺元城”，意为归顺元朝。明人来了，用石头扩建为卫城，把名字改回“贵州”。1413年，这里设贵州布政使司，“贵州”于是用作省名。

贵州建省，是这片土地发生的大事，牵动其发生的却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——思州（治今贵州岑巩）、思南（治今贵州思南）二田土司内讧。

唐宋以前，王朝对边疆和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，“土官治土民”；元明清时期发展为更完善的土司制度，授以各族首领宣慰使、宣抚使、安抚使、招讨使等官职，自我管理，报备世袭。元末明初，贵州地区出现了四大土司——水西安氏、水东宋氏、播州杨氏、思州田氏，以及黔南一众小土司。

明永乐年间，贵州东部的思州田氏已经分裂为两部，相互仇视。1411年，为了争夺朱砂矿，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大打出手。在辰州知府黄禧的协助下，田琛攻下思南，杀田宗鼎之弟，挖其祖坟并戮其母尸。田宗鼎逃到京城告状，朝廷派蒋廷瓒前往思州调查，并命田琛与黄禧到京城自辩，两人不敢赴京，反而伺机作乱。明成祖命镇远侯顾成率五万大军讨伐，两人被押解进京，思州宣慰使田琛被问斩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以“绝灭伦理”的罪名被朝廷诛杀。

《明太宗实录》记载，明成祖指示户部尚书夏原吉等：“朝廷初命田琛、田宗鼎分治思州、思南，正欲安其土人，乃皆为土人之害……可更置府州县，而立布政司总辖之。”大意是继续搞土司制有问题，让户部尚书研究一下“土流并治”的方案。明初制度，行省实行三司制，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军区，提刑按察使司管司法监察。此前，1382年设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，皇上要求“立布政司”，相当于提议给贵州一个省政府。

所谓偶然，往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
汉唐以来，朝廷在贵州地区实行的都是间接统治，控制力薄弱。明军进入西南，明太祖朱元璋就想进行直接统治了。他对地方土司的忠诚抱有疑虑，对傅友德说了一句著名的话：“蔼翠（水西土司）辈不尽服之，虽有云南不能守也。”他亲自创设了一个省级机构——贵州都指挥使司，被后人视为贵州建省的先声。

从某种角度看，明成祖只是把明太祖的设想变成现实，而这离不开一个前提——30多年后，王朝势力在贵州地区站稳了脚跟。洪武年间，明朝在贵州先后设置了众多卫所，控制了湘黔滇交通线和重要据点。在卫所附近的平旷之地，汉族军民更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屯堡，且耕且战，形成聚落城镇。贵州地区的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逐渐由黔北向黔中“一线路”转移。这些扎根当地的卫所与屯堡由朝廷直辖，对地方土司势力形成强大的监督和制约作用，也是明成祖建省的最大底气。

今日安顺城中有一条顾府街，熙熙攘攘，热闹异常，据说镇远侯顾成的府邸曾坐落于此。在屯堡人的心目中，顾成是神一般的存在，而他们的祖先就是跟随傅友德、顾成“调北征南”而来的。顾成原是明太祖的护卫亲兵，作为入黔先锋，首战就拿下普定，并长期驻守，四处平叛，后升任贵州都指挥使。当思州田氏叛乱时，顾成已经年逾八十，但明成祖一声令下，这位老将迅速从各地卫所、屯堡抽调、组织起一支大军，奔袭思南、思州，一举擒获田琛、黄禧等首犯，不久又亲率大军平定田琛妻子冉氏挑动的台罗等寨子的叛乱。

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，明廷宣布废思州、思南两宣慰司，将其地分为思州、镇远、铜仁、乌罗（治今贵州松桃）、思南、石阡、新化（治今贵州锦屏新化乡）、黎平八府，同时整合周边行政单元，保留贵州宣慰司（辖水西、水东等地），将原属湖广的镇远、偏桥（治今贵州施秉）等卫，四川管辖的普安州、务川县等地划入，成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。到此，明朝形成南北两京与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格局，贵州正式成为明朝第十三个行省。

明朝在云南、湖广、四川三省之间设立了一个贵州。贵州定义了自己的中心、边界和道路系统。它用全新的口径统计土地、赋税、人口和民族。卫城所城，变成了府城县城，建构起贵州最早的城市体系。贵州地区再也不是其他省微不足道的边角，它自立门户，是中国明朝疆域的十五分之一。

贵州为什么建省？永乐年间的原始文献并未提及，明中期有人提议裁撤贵州，才引起人们的反思。吏部尚书杨博在《议天下郡县繁简疏》中指出，贵州夷汉杂处，财政收入不如内地一个大县，官军月粮要依靠四川、湖广二省供给，境内只有条通云南的“一线路”，“大抵贵州开为云南，无贵州是无云南也”。后来，“贵州开为云南”的观点成为明廷共识。东阁大学士沈一贯说：“无川、贵，即无云南；三省若失，则内地震动矣。”

不论统治者当初是怎么考虑的，我不喜欢这种观点。“一线路”很重要，但贵州的疆域比这条路宽阔得多。贵州有自己存在的理由，这是贵州人自己的家园。

聚会

最早生活在贵州的人群是百濮系族群，又称“濮人”。常璩《华阳国志》说，竹王（夜郎王）被杀后，引起“夷濮阻城”，其部众强烈要求牂牁太守为竹王立后嗣。可见贵州百濮系族群分布颇众。西汉末期，最后一位夜郎王兴兵反叛，被牂牁太守陈立斩杀，夜郎国灭，濮人的势力溃散。东晋十六国时期，濮人被称为“僚”，蜀地的成汉政权“引僚入蜀”，将十余万户濮人北迁四川。

与此同时，其他族系从各地进入贵州。

氐羌系先民原居川滇，东汉末从黔西进入乌蒙山区。其中一支曾帮助诸葛亮南征，后建立罗施鬼国，世有鸭池河以西的“水西”之地，赫赫有名的奢香夫人即为其代表人物。

百越系先民溯红水河进入黔南。百越人擅长种植水稻，到处开垦水田、种植稻米，后来逐步分化为多支南方民族。

苗瑶系先民亦逐步进入黔东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古人往往用“苗”作为泛称，所谓的“百苗图”不一定都指现代意义的苗族，还包含多种南方少数民族。

早期汉族移民也积极融入少数民族之中。例如黔西北有一支“汉苗”，其族源传说为“汉父苗母”；《贵州图经新志》记载的“宋家苗”“蔡家苗”，祖先来自中原地区，“衣冠俗尚，少同华人”；在黔东南地区，“汉改苗”“汉改侗”也是常见之事。这些都是贵州历史上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典范例证，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。

明太祖对云南用兵，数十万大军进入贵州，带来了贵州民族结构的又一次巨变。据曹树基《中国移民史》研究，洪武年间，边卫地区共接收了220余万移民，其中贵州占据约42万（包括14.2万军士及28万家属）。这些汉族军事移民在西南腹地建立起统治中心和移民社会，同时用教育、科举等手段向少数民族传播儒家思想，扩展了王朝的文化空间。

贵州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娄清提出了一种有意思的观点：“古籍称‘环卫皆土司’，以前的理解是卫所外面都是虎视眈眈的土司。我觉得卫所周边的土司大多数是汉人，才可能与卫所沟通，他们是为卫所服务的。为了保护‘一线路’，明朝建了一系列卫所，卫所外建了一系列屯堡，屯堡外有汉裔土司缓冲，最外面才是少数民族土司。反过来，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，也是以‘一线路’为核心，逐渐向外扩散的。”

费孝通在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》一文中指出，“汉族凝聚力的来源，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。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，落入精耕细的农业社会里”，迟早会“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”。屯堡军民展示的先进农业技术，如用牛耕田、兴修水利、改良品种、精耕细作，以及后期引进的籼稻、玉米、甘薯、铃薯等高产作物，对当地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，促进了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。明清两代，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入黔，遍布全省，少数民族开始接受和学习汉文化。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的《黔南识略》记述：清江厅“‘洞苗’习华风，编姓氏，妇女有改汉装者，多与军联姻”；黎平府永从县苗民买卖田地，原来“不立契纸，以木刻为凭，近亦有知用契卖者”。

明清两代因军屯、民屯、商屯而来到贵州的百万中原移民，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儒家文化、国家意识和大一统观念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经数百年濡染，贵州各民族完成了国家认同，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，成为我国稳定西南边疆的压舱石。

屯堡

我第一次去贵州旅游是2000年前后，在黄果树瀑布附近遇到了一群正在路边歇脚的妇女。她们穿着宽大的蓝布斜襟长袍，扎腰，绑腿，头上包着白布帕，绾着发髻。我十分好奇，询问她们是哪个少数民族。她们哈哈大笑，七嘴八舌道：“我们就是汉族啊，这叫‘凤阳装’，我们是屯堡人，祖上是明朝从江南过来的，一直穿着这种衣服。”

屯堡人，指跟随明征南将军傅友德进入贵州屯垦的军户后裔，主要分布于贵阳到安顺的驿道两侧，现存有300多个村寨、数十万人口。所谓凤阳装，当地人用顺口溜形容说：“头上一个罩罩（头帕），耳上两个吊吊（耳坠），腰上一个扫扫（丝头系腰），脚上两个翘翘（凤头鞋，鞋型尖头上翘）。”在现代服饰的习惯和概念下，称得上“异服”。我想，她们这身装束回到祖地安徽凤阳，恐怕还会被有些人当成少数民族吧。

“我去北京读书，同学一听我是贵州来的，说你一看就像贵州的少数民族。我说我是汉族，是徽州汪公的后代。我是老汉族，恐怕比你还要纯正呢。”汪青梅笑道，“但是从人种学的角度，也就是看长相，我觉得自己有点像苗族，可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吧。”

1982年出生的汪青梅是安顺鲍家屯人，是地道的屯堡女子。她说屯堡曾经很“封闭”，她爷爷那辈人经常说，他们是洪武年间从安徽来的，与当地人不一样。鲍家屯附近有个苗寨黄家庄，从前是佃户，租种鲍家屯的土地，以前不和鲍家屯人通婚。但她又提醒说，屯堡不可能真的是“孤岛”，肯定与当地人存在基因交流，只是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，比如汪家后裔就有一支苗族，镇远侯顾成家族的后裔里也有苗族。屯堡女装原来很朴素，只有便装，后来受苗族影响也出现了盛装，绣花、流苏、镶金嵌银，变得花哨艳丽。

明代入黔的汉族移民，除了“调北征南”的军屯——军事移民，还有不少属于民屯——民间移民，响应王朝的号召开边，史称“调北填南”。

贵州屯堡研究会秘书长吕燕平先生回忆说：“小时候清明祭祖时，父亲就告诉我，我们老家在南京石灰巷，祖上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。”因为肩负国家使命，军户们曾拥有一种优越感，在这块土地上，他们不希望被“夷化”、消失、忘祖，所以相互嫁娶、抱团取暖。

不幸的是，明代中期以后，大量军户逃亡；明清鼎革，卫所制度崩溃，被新王朝抛弃的屯堡人，孤立无援，沦为边缘群体，心态更加保守封闭。数百年后，很多屯堡村落已融入当地，但黔中清镇及安顺平坝区、西秀区这一大片地区，屯堡相望，人多势众，古风犹存，形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。

安顺学院的吴羽教授说：“屯堡人的身份一直在变，但他们与国家的天然联系没变。他们一直记得祖上是皇帝派来的，为国家屯边。家家户户的神龛上，贴的神位牌不是‘天地君亲师’，而是‘天地国亲师’，他们把强烈的国家意识带到了贵州。”

锦屏的隆里所城（今隆里乡），隶属湖广都司五开卫（治今贵州黎平），坐落在黔东南的一个坝子上，远离“一线路”。永乐二年（1404），13位军官和360名兵士被派驻龙里千户所（清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，更名为“隆里千户所”），亦兵亦农，子孙相替。在西南腹地，这座孤城经受过无数次围攻，数次陷落，人们死伤、逃难，再返回重建家园。至今，所城内还住着王、胡、江、杨等18个姓氏的700余户明军后裔。我注意到，他们住在徽派风格的房屋里，但妇女们没有穿凤阳汉装的习惯——可能是受清代以后入黔的“新汉人”的影响。

历史充满悖论：为了守护西南，最早入黔的明军留守屯垦，历经数百年，把异乡变成了家园；他们族内通婚，坚守汉族文化，然而在别人眼里，他们成了“少数人”。

屯堡人，这个独特群体的历史际遇令人感喟。屯堡人有自己的历史悲情，亦有自己的“创世神话”：祖地——南京石灰巷、安徽凤阳等；时间——明洪武年间；人物——军户、民户；事件——“调北征南”或“调北填南”；地点——贵州各地卫所、屯堡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故事如何构建、发展，始终彰显的是中国人熟悉的重要价值——纲常伦理、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历经六百年，地戏唱腔依然雄壮高亢，汪公祭拜依旧虔诚庄严，这是他们生生不息的精神基石与生命源流。

地理千古不易。贵州西接云南，东连湘楚，北达巴蜀，南通两广，两千年来一直是我国西南大十字路口。但时代的发展赋予地理新的意义。建省之前，贵州是三省边角，被两条通道洞穿，看南来北往、东去西回。贵州稳，则边疆无忧。数百年之后，贵州成为交通枢纽，是西南地区的中心、门户和战略高地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贵州崛起，将带动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发展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国之安定，家之发展，是屯堡人故事的起承，亦是贵州故事的发端与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