屯堡：塑造贵州的力量（上）

编前 

近日，动静贵州陆续推出《屯堡▪家国六百年》一书中精彩章节。该书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。

屯堡：塑造贵州的力量（上）

撰文／楼学

永乐十一年（1413），明廷借平定思州、思南土司因二田内讧引发的叛乱之机，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，结束了当地军民分治的格局——贵州作为明朝的第十三个行省，自此被正式纳入国家的行政版图。

这一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常为史家重点关注，其背后折射的是明初征南之役后贵州地域的国家化进程。对当时的中央王朝而言，贵州的建置固然是出于控扼湘黔滇、川黔通道和巩固边疆的战略需求，但此后展开的却是一个更为深远的历史阶段。随着军事力量的涌入，中原的政治制度、农耕技术、商业经济、文化影响也随着庞大的移民群体逐渐渗入贵州，与当地独特的山地社会发生互动、交流、融合，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的层累建构，在此后数百年间不断重塑着贵州的省域内涵。

多元融合

正月间，云贵高原的贵州一侧几乎终日浸没在连绵的阴雨之中。在安顺市区附近的吉昌屯，当地村民顾不上阴雨湿冷，热火朝天地筹备着元宵节后盛大的“抬汪公”活动。唐代徽州的越国公汪华，以其保境安民的功绩在江南、江淮一带备受爱戴，其信仰可能随明代屯堡的移民传入贵州。每年元宵节后的“抬汪公”已经延续数百年，成为当地祈福避祸的隆重节庆。在汪公庙的一座偏殿里，我们围坐在贵州特色的烤火炉桌旁，听老支书胡维猛向我们讲述这座屯堡的历史。

正如“屯堡”之名所暗示的那样，屯垦自给、筑堡自卫是屯堡最重要的两项功能。屯军山和吉昌屯就是一组特殊但鲜明的案例——这两处地理上紧密相邻的屯堡，可以视作一座屯堡的不同阶段：局势紧张时，军户移民需要据山设险，在屯军山上建设城墙、营房；随着中央统治力量的逐渐稳固，当地社会趋于稳定，人们逐渐迁移至山下的吉昌屯一带，以便更好地开展农业生产；在某些战乱时期，比如明末的“奢安之乱”中，因其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，部分附近的乡民会重新返回屯军山避难。

在暗含理想愿景的名称“吉昌”之外，胡维猛告诉我们，这里有过一个古老的名字——“阿郎寨”，在仡佬族的语言中，意为“头人居住的地方”。仡佬族的记忆也保留在其他地名之中：如今村子学校门口的水井，就叫“仡佬井”；吉昌附近还有一个叫“仡佬坟”的村落，居住着十余户罗姓仡佬族人家。

地名和族群在漫长的历史中悄然更迭，其转折点就位于村外的一座小山上。踏着一路泥泞登上这座不起眼的小山，越靠近山顶，地势越陡峭。在越发浓厚的雨雾背后，青石垒砌的城墙和因山就势修建的营房遗址骤然闯入视野——如与世隔绝的平行世界一般，屯军山静默地守候在细雨中。六百年前，这里是充斥着战火的军事前线，这座据险而设的军事要塞如同一枚嵌入平坝区域的楔子，缓缓撬动着时代与区域的变革。

洪武以后，“调北征南”的军事行动和此后“调北填南”的大规模移民，促成数十万来自江南、江淮等地的移民进入贵州，这些移民创造出西南地区众多汉文化“孤岛”，并沿着湘黔滇驿道的“一线路”构成了中原与西南地区沟通的主要枢纽。

驿道的贯通和屯堡的广泛设置，是贵州在永乐年间得以建省的关键基础。但建省之初，贵州还远非一个“均质”的省域：在卫所屯堡所控扼的“一线路”之外，是更广阔的羁縻之地，大小土司依旧互不统属、各自为政。甚至到嘉靖年间，明人万士和仍留下“军屯之外尽夷方，夷妇同争鼠马场”的记叙。喀斯特地貌带来的崎岖地形和既有的、复杂的民族分布，使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管控面临巨大挑战。这种军屯与夷方并行的统治模式，出于明廷面对边疆治理困难时的务实主义，而这种妥协与并存，客观上为后续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互动奠定了基础。如贵州民族大学的陈文元所言，正是“土司与卫所相掺，军伍并苗僚杂处”的互嵌格局，为贵州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彰显起到了“历史性的整合作用”。

军屯、卫所与土司、夷方，是理解贵州历史天平如何摇摆的一组异质空间。作为军事移民最先进入的区域，“一线路”自然成为王朝力量与地方社会最先发生互动的场域。这种互动模式最初无疑以对立冲突为主旋律——从屯军山上森严险峻的城墙，到安顺城内恢宏的武庙，都是社会现实的写照。

在安顺武庙一旁，喧嚣的顾府街上人来人往，沿街的不少小吃店叫卖着汤圆、牛打滚，连绵细雨中飘散开的糯米香气，令人恍惚间如身处江南。当地朋友介绍起这条街道得名的由来：当年顾成领兵入黔，这里便是他开府建衙之地。来自扬州的顾成是贵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。洪武年间，他先后担任贵州卫、普定卫指挥，是平定西南、贵阳建城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；永乐年间，他率兵平定思州、思南土司之乱，为“土流并治”及贵州设省创造了条件。在随后的贵州之行中，我不断听到关于顾成的传奇故事，而在学者口中，他及其后裔的人生轨迹，也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。

数百年后，我在凯里香炉山下重新寻见顾氏后裔。他们捧出几大本厚厚的族谱，展现了一个汉族移民家族扎根贵州的进程。在族谱的顾成传略中，保留着大量以“平叛”“镇守”为关键词的叙事。直到五世孙顾良相承袭千户指挥，驻香炉山，却因“军事失误，惧上究罪，因埋名隐姓，潜逃开怀”，以苗名“邦迪”（意为傍苗人而居的汉人）另立家业，成为顾氏苗族后裔的始祖。

一个奉命入黔的家族，在几世之后，戏剧性地转变了民族身份。顾氏后裔从此分为汉、苗数个支系，历经明清两代，发展为凯里的望族。如今，凯里市内生活着3万余名顾氏后裔，其中苗族多达2.2万人。但无论族裔，顾氏后人并未忘记江南族源，每年清明节，汉、苗后人齐聚香炉山麓，在顾氏宗祠举办盛大的祭祖仪式。我们走进顾良相隐居的开怀村，在苗族顾氏后人的家中，“勤奋苦读”的家训与苗族情歌大赛的锦旗并排挂着，堂屋的中央是一座“天地国亲师”的神龛。

从安顺顾府街到香炉山下的顾氏宗祠，顾氏家族固然是许多汉族移民的代表，但各民族之间流动融合的故事也发生在万山丛中。在贵阳南郊，风景秀丽的镇山村本是一座布依族村寨，但城墙、青石民居和武庙的配置，又让人仿佛置身于汉族的屯堡之中。万历年间，来自江西的李仁宇参与平播之役，战争后便与当地布依族的班姓女子结婚定居，李、班至今仍是村内大姓。贵州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的考古学者娄清也在光绪年间的《古州厅志》中发现，早在清初就有汉人上月亮山与当地民族交往、发展商贸的记载。在黔东南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时，娄清在一些少数民族村落发现了汉文化元素，“有些苗寨、侗寨里保留着清早期或更早的汉字碑刻，就很有可能是汉族后裔（所刻）”。

汉地移民从江南、江淮出发，随“调北征南”“调北填南”进入贵州，建立起众多卫所屯堡，其控扼的“一线路”成为明朝将贵州纳入帝国体系的最关键的基础设施——凡此种种，早已是我们所熟悉的宏大叙事。但更隐秘、持久、缓慢的历史进程也由此展开，许多移民渐次与当地民族融合，形成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、难分彼此的民族格局。移民力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逐渐从对立冲突转向多元融合。